2.基本权利界限说理 从宪法关系的主体出发，可以看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它是最基本的宪法关系，是国家民主和法治发展的基石。
其次，客观理性的判断标准是根据警察在使用武力当时已知的全部事实，并非依据事后获得的证据，不是事后评估。科学的责任审查及豁免对于公权力系统以及社会整体是非常重要的。
情境审查在历史发展中基本构造被反复印证，逐步发展。在作案车辆前方负责警戒的警察李某强赶到，为制止曾军、舒某秋对警察实施暴力，连开两枪，击中舒某秋、曾军。上诉法院则部分支持了第一、三项诉求，认为第二项诉求涉及的责任可以豁免。[27]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3] Anderson v. Creighton 483 U.S. 635(1987). [44] See Whren v. United States517 U. S. 806 (1996); Bond v. United States529 U. S. 334 (2000). [45] See Brigham City v. Stuart547 U. S. 398 (2006); Delaware v. Prouse 440 U. S. 648 (1979); Michigan Dept. of State Police v. Sitz496 U. S. 444 (1990). [46] Butz v. Economou438 U.S. 478 (1978) [47] Ashcroft v. alKidd563 U.S. 731 (2011). [48]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地方法院适用了触发原则，认为同时符合如下情况，执法人员行为将被认定为违法：（1）执法人员故意或鲁莽地引发暴力对抗，（2）执法人员实施的是独立的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行为。法院否定其属于合理的预见范围。笔者曾主张现行审查机制应当回归社会主义民主的宏观背景，着力塑造开放、参与和回应型的审查程序。
而且在理想情况下，第三项功能会将前两项功能统合在一起。在实体上，对于审查提请人和相关者而言，通过抗议、说服和辩论可以产生宪法的具体解释方案以及宪法审查的具体决定，而通过不断的解释与再解释，宪法本身实现了连续不断的变迁和续造，成为民主社会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蓝图。其三，建议审查机制的终极功能是在法治续造中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第2类提请以及与之相似的提请形态而言，尽管规范统合原本是其预设功能，但因提请者是政治性的国家机关，审查过程又脱离具体个案，因此其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往往超过法律性。
比如，法国现行1958年第五共和宪法宣告恪遵1789年人权宣言所明定的人权和国民主权原则，并且在第3条专门规定了主权属于人民，规定了人民行使主权的方式和途径，但是人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被排除在宪法审查的过程之外。[46]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2页。
公民审查建议是人民参与宪法实施和宪法审查的起点，但起点只意味着数量，必须通过完善具体的审查机制将公民作为建议者的个体意见有效吸纳、整合到宪法商谈的过程中，在商谈过程中实现质量，最终将人民的主体地位建制在一种程序性交往机制中，实现法治的民主续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33]其实，无论是寄予厚望还是予以批评，大都是以德国式宪法诉愿作为比较的蓝本。公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审查建议的情况不仅强化了建议案的社会影响，产生人多势众的动员效果，而在效果上加强了人民与人民代表之间的有机联系，拓展了人民代表履行代表职责的功能。[34]而在法国，国家机构对提请资格的垄断使宪法审查机制乃至1958年宪法本身都被长期诟病为政治家的游戏。
[23]新的违宪抗辩程序自2010年3月开始生效，其短短10年时间的受案数已经可以与原事前审查机制在过去60多年的受案数等量齐观。真正体现个人提请资格的是著名的宪法诉愿程序，这一程序虽然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得到基姆湖草案的肯定，却被制宪国会所删除，其主要考虑是宪法法院应主要解决国家机关之间的争议。政治渠道的畅通，人民的政治意愿，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呼声得以及时地通过司法途径表达出来，并借助法院这一公共讲坛参与政治生活，使民主在法庭上体现出来，这是司法审查在促进民主方面的重要体现。此时的审查建议可以类比宪法诉愿，有助于落实宪法第33条第3款所确立的人权原则，并保障宪法第二章所宣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建议审查实践中，存在不同主体针对同一对象多次提出审查建议的情况。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特别是《立法法》第99条第2款将其他国家机关与公民等并列，如果将权利救济作为审查建议的内在基础，则会在国家机关身上出现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缺陷。摘要: 宪法实施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与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有着本质关联。
完善建议审查机制不仅需要着眼于审查建议，还要看到现行审查制度的各个机制环节的相互配合，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实现制度效能的综合提升。如果缺少说理，就不会存在宪法商谈。这种审查机制是抽象审查、事前审查和强制审查，国王所制定的法令必须在通过以后和实施以前提交高等法院注册，高等法院若认为提交注册的制定法违反王国的宪法，则会作出拒绝注册的判决，并将违宪理由以谏诤书的形式提交国王。[37]由此，以权利商谈为主要表现的宪法实施就成为成熟的政治共同体实现人民之主权地位的最高标志。目前，公民审查建议已经成为整个审查机制的最重要的动力来源。[52]只有审查程序的开放性、参与性和回应性得到强化，建议审查程序才可能使人民在宪法实施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提升。
[38] 胡建淼、金承东：《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法学家》2005年第2期，第136页。随着宪法实施在技术层面日益转向宪法审查制度建构，有必要深入分析公民在宪法审查程序中的地位。
第四，关于审查建议的重复问题。归根到底，宪法实施在本质上必须回应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诉求，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否则就会丧失其目标和动力。
总体而言，人民主权的至上性主要停留在制宪的层面，宪法实施的问题本身就不受重视，更勿论公民个人对行宪的参与问题了。而审查建议特别是公民的审查建议，则意味着审查机制正式向个人开放。
自从2018年特别是2019年以来，审查建议的总体数量和有效审查建议的数量都大幅增加，这不仅是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开始听取和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49]并激发了公民提出审查建议的热情，也是因为通过相关建议审查案例的披露，使公民认识到建议审查机制确实能够发挥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基本权利的功能。在缺乏建议者的程序性参与，缺乏开放透明的审查程序，也缺乏审查机关的理由说明的条件下，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商谈是不可能建立的。但近几年来，法工委在程序上首先挑选涉及规范性文件的来信来函，从中区分审查建议，最后辨识相关建议是否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内的有效审查建议。如学者所说，公民违宪审查建议权的行使，不仅从形式上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实质上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维护。
第3类和第4类具有相似性，都是由普通法院将具体诉讼中的合宪性问题移送审查机关先予裁决，待审查机关作出合宪性认定后再继续普通诉讼的审理。[30]2015年《立法法》修改后对审查建议同时增加了（应当）反馈机制和（可以）公开机制，这一变化不仅使审查建议在整个审查机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增强了审查机制本身对公民和社会的回应性，是审查机制民主化的重要进步。
对于成熟的民主体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将民主和人民主权建构为一种有效互动的程序性机制，在围绕合宪性问题进行辩论与说服的过程中，形成以宪法审查程序为平台的建制性民主法治互动。一方面将权利视为主体之间商谈的结果，而不是宪法文本中的静态先验假定，另一方面，通过立法过程和宪法审查程序来实现建制化的权利论证与理由说服。
因此，借鉴域外的宪法诉愿、违宪抗辩等机制改造审查建议似有东施效颦之嫌。[44]易言之，个体公民提出审查建议并参与审查过程，人民的代表机关负责进行审查。
作者简介：王建学（1978- ），男，河北承德人，法学博士，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北洋学者长聘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宪法学。前述有学者主张以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等为门槛对审查建议进行过滤，这种改造建议审查机制的看法之所以不必要，是因为完全可以借助《立法法》第99条第1款中规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要求权来实现，疏通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制度通道，普通诉讼当事人因权利受法规侵害而提出异议的，可以经由主审法院审核过滤后，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由此形成一种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权利源于主体间商谈，权利的正当性基于民主协商的立法过程与令人信服的论证理由，[36]因此，保障基本权利的个人需求与民主社会的公共建构具有实质关联。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丰富，法规范冲突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而传统上的审查形式多为抽象审查，难以从数量庞大的法规体系发现问题，其审查是不可能全面和准确的，[42]由此，审查建议就成为重要的补充。
对于民主商谈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审查结果，而是据以论证审查结果的法律理由。（一）审查提请资格的功能对比 从审查机制变迁的角度，需要进一步追问审查提请资格由国家机关向个人倾斜的原因。
（一）个人参与宪法审查机制的历史背景 现代学者的相关讨论通常局限于现代型宪法审查，因此将个人参与宪法审查的资格视为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二者是否有主次之分？笔者认为，审查建议的规范基础主要是民主监督，理由如前所述，《立法法》并未对审查建议的提出设置任何实体性或程序性要求，不以建议人的主观权利受到侵害为条件。
[54]这种基于审查要求的移送审查机制完全可以与现有的建议审查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对于前述三个方面内容，应当如何在理论上进行体系性解读，其对未来全面推进宪法实施、完善宪法审查制度具有哪些指导意义？特别是当宪法实施的制度重心日益体现为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建构，兼具公民和人民双重身份的个人在审查程序中到底应当具有何种地位，其与审查机关的关系形态应当如何构建和展开？这是关于宪法实施和宪法审查的重大基础性课题，因为如果缺少个人对审查机制的参与，坚持人民在宪法实施中的主体地位就无从谈起。
